剧情介绍
相传“元宵节”起源于西汉。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后篡权，任用了大量吕氏亲信，宦官当权。吕后死后，汉文帝刘恒在老忠臣协助下登基，并于正月十五一举扫除吕后的残余势力。此后每年正月十五日月圆之夜，汉文帝都微服出宫，与民同乐以示纪念。因古代“夜”同“宵”，正月又叫“元月”，汉文帝将此纪念之夜定为“元宵节”，成就了“万家灯火闹元宵”的传统民俗。
如今，元宵节已有2200年的历史了。元宵也不再是每年正月十五才有的美食，已成了日常可食的点心。然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1949年的元宵夜，国民党海军“黄安”舰在青岛率先起义，蜕变成人民海军“第一舰”。这也回答了“为什么海军节纪念仪式总在青岛”的疑问。今天，重温青岛73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起义故事，揭秘其中鲜为人知的幕后真相，无疑给传统的元宵节又添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影响战局的元宵之夜
1949年2月12日晚，国民党海军“黄安”号舰务官鞠庆珍，借元宵夜率63名官兵在青岛成功起义，成为人民海军的“第一舰”。在紧随其后的十个月中，连续发生了包括“重庆”号巡洋舰在内的19起海军起义（表一）。
其中，前3次均在青岛。在成功起义的15次中，共有起义舰艇97艘，起义官兵3800多人，几乎占了国民党海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极大地影响了国共两军的士气和战局。
近年来，在报刊或网站上总会出现一些有关“黄安”舰起义的回忆或纪实，但又总会引起一些“知情人”的质疑。为了查实和反映当年“黄安”舰起义的真相，我们查阅了相关资料，走访了起义官兵。特别是起义组织者之一的孙露山老人，生前从河南寄来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随着时间的流逝，领导“黄安”舰起义的四位功臣和留在青岛居住的20多位起义官兵已相继去世，现仅剩90岁的张大同和100岁的张云亭老人健在（合影图）。正是起义官兵生前口述的亲身经历，让我们有机会能部分再现“黄安”舰起义的秘闻轶事。
资料显示：“黄安”舰是一艘日本海防护卫舰（图一）。1944年12月下水，标准排水量745吨，舰身长67.6米，宽8.4米，吃水2.9米。最高航速16.5节，舰员编制126人。二战结束时，盟军管制委员会将日本联合舰队尚存的26艘驱逐舰和67艘护航驱逐舰解除装备后，经抽签分配给中、美、英、苏四国。中国分得7艘驱逐舰、17艘护卫舰和2艘猎潜艇等34艘，总吨位3.56万吨，其数量、吨位和舰况均优于其它三国。国民党海军接受后，留用了23艘，缴行政院11艘。“黄安”舰接收时仅有航海和动力设备，没有武器装备。1947年8月送青岛海军造船所整修，安装了25毫米高射炮和13.5毫米高射机枪各两门，修整后隶属国民党海军第二军区。
1948年底，济南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向青岛外围逼近。但国民党凭借海军的天然优势和美国舰队的支持，对固守青岛很有信心。面对敌强我弱的海上战局，如能策反敌舰起义，必将动摇国民党军心，瓦解其海上防线,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为此，我党相关组织积极开展敌舰的策反工作，很快，目标锁定在了统战基础较好的“黄安”舰上。
领导“黄安”舰青岛起义的主要组织者是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少尉枪炮官刘增厚、准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和上士枪炮班长孙露山，盛传他们当时分别受我党不同的地下组织领导。起初他们互不知底，只能各自暗中从事“地下”工作。通过试探、摸底，扩大组织、发展骨干，很快王子良、刘增厚、孙露山先取得了联系。不久，鞠庆珍任海军舰长的大哥鞠庆玺被国民党以“通共”罪逮捕枪杀后，他们便借到家中慰问的机会试探并表明了各自身份，从而组成了起义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图二）。
黑夜起义的“死亡航行”
2月9日，根据舰长刘广超的指示，大修完毕的“黄安”舰从造船码头驶向青岛前海，停泊在“小青岛（灯塔）”西侧。当晚，四人小组在舰上秘密碰头，商定三天后即2月12日晚起义。因为这一天是元宵节，舰长刘广超和部分官兵必定上岸回家过节，舰上管理松懈，有利于组织起义。同时，为防止起义骨干家属遭迫害，还决定以“上舰过节”为名将家属接上舰，随舰行动、协助起义。起义当天下午，16岁的张大同登舰给哥哥张大发送家用，阴差阳错地跟着南下起义，成了最小的“起义兵”。
元宵节那天，舰长果然回家过节了。副舰长刘振东一心陪着爱妻连舱门都不出，不少士兵也请假上岸了，表面看来一切如常。但随着天色渐黑，海上刮起了七、八级大风。7点钟，起义骨干做了行动前的最后碰头，进一步明确了分工，并分发了手枪和白袖标，大家商定要尽量避免流血，只要对方不反抗就不要开枪。
晚上8点，王子良、刘增厚等扣押了副舰长、轮机长、报务官等关键人员，交由王子良夫人袁丽峰等人看管。张杰等切断了对外通讯。8点30分起义官兵控制了全舰，8点50分鞠庆珍发出了起航命令。当“黄安”舰缓缓驶向外海时，引起停泊在周围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875号巡洋舰的怀疑，并打信号询问。鞠庆珍以“风浪太大，择地避风”为借口骗过美舰。为了防止被敌机发现，“黄安”舰全舰熄灯，在黑暗中全速前进，开启了惊心动魄的“死亡航行”。
据张大发（民革党员，享年96岁）口述，他是起义官兵中五位有手枪的骨干之一，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扣押舰上唯一的海军专业军官、少尉轮机长刘彦纯的舱外负责看守，并代为指挥轮机部运行。许多回忆录都把刘彦纯说成是起义骨干，完全是杜撰。他证实“黄安”舰在起义途中就释放了被关押人员，许多官兵不仅没反抗，反而主动要求加入起义。
2月13日凌晨5时，“黄安”舰终于安全驶抵连云港外海。因解放军陆军不懂海军的灯光信号，当发现有“敌舰”临近时，机枪和山炮齐发。据说当时仅有一门山炮，连发9弹后炮管炸裂了才停止炮击。若不是距离尚远，枪炮射程不够，载满300吨弹药和柴油的舰船必定舰毁人亡。情急中，鞠庆珍当即命人找来白布悬挂白旗，并用舰载探照灯照亮白旗以示“投诚”。据张云亭回忆，他们几个水手乘小艇上岸拴靠岸缆绳时，每人身后都跟着一名“高度警惕”的持枪战士，令他们十分紧张，唯恐哪个动作不当引来“走火”。
2月14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等领导人接见了全舰官兵，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2月16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签发命令，给全体起义官兵每人晋升二级，鞠庆珍升任“黄安”舰舰长。起义后，为躲避国民党空军的搜索和轰炸，“黄安”舰驶往连云港南70公里的灌河堆沟港伪装隐藏，休整待命，并留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图三）。
关于起义官兵人数，资料记载为65人。但据参加起义年龄最小、晋升军衔最低的“上等兵”张大同确认是63人。因为他顺序排名最后的“光荣起义”纪念证、纪念章的编号都是63号（图四）。加上鞠庆珍带上舰的“老乡”田秉吉和包括一名婴儿在内的8名家属，全舰共有72人。对此，还有谷牧的一段大会讲话为证：“两个‘黄子号’都了不起，黄花岗72烈士都牺牲了，黄安舰72勇士一个也没少”。并转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全体人员均需留用，不要更动一人”。
“黄安”舰的率先起义，对国民党军队震动巨大。随即派多架飞机到连云港码头侦察、轰炸，却误把一艘吨位更大的挖泥船当成“黄安”舰炸沉。为消除起义影响，2月18日国民党还在青岛《大民报》上谎报：“黄安”舰驶抵渤海湾，被空军侦获炸沉。由此，中国人民海军有了自己的“第一舰”。
掌握秘史的重要人物
改革开放后，“黄安”舰脍炙人口的起义故事，就有了诸多“统战”版本。对此，却很少有人去考究其中的历史真相。其实，能够接近和还原“黄安”舰起义实情的仅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领导起义掌握秘密最多的“大人物”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另一个是参与起义了解秘密最多的“小人物”少年上等兵张大同。而包括起义组织者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等多数起义官兵，早在1949年起义后至1955年间就已分三批陆续离舰，并没有传说的“地下工作者”入党。张大同则是留在海军和“黄安”舰服役时间最长，私下接触鞠庆珍机会最多的起义人员。所以对起义真相掌握内幕最多、了解时间最长的也只有这两个“大小人物”了。
据张大同回忆，在1951年的“三反”运动中，为完成“打虎”指标，鼓励“大胆怀疑”。水兵万荣就“大胆举报”曾看见起义前从青岛搬上来两个大皮箱，起义后就不见了，怀疑装的是黄金。这个“黄金案”就成了当时华东海军的第一大案。1952年2月第52期华东军区《人民前线（三反快报）》还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华东海军破获鞠庆珍等集团盗窃仪器金银案”的战绩（图五）。当“打虎队”到青岛“起赃”时，发现各家连温饱都成问题，哪有什么黄金的影子。后经查实此案纯属捏造，所谓“成功破案”也是屈打成招。这期间，军官刘彦纯因受不了“黄金案”的怀疑审查，在卧舱里偷拿副舰长孔庆坤枕下的手枪自杀了。
在“黄金案”侦破期间，舰长鞠庆珍被撤职审查，下放“劳动”。他主动提出到张大同的轮机班“接受改造”，并按组织要求每周做一次思想汇报。正是两人常在一起的“思想汇报”，让张大同了解到不少起义的内幕。鞠庆珍自从大哥因“通共”罪被国民党枪杀后，就决意要寻机报仇。他先把自己原来的部下、炮艇航海下士张杰调来任航海军士长，又与原先熟悉的张大发结为“把兄弟”。为拉拢更多的关系，鞠庆珍还经常带“骨干”刘增后、王子良等人到青岛小港（现南村路）吃喝玩乐，并借机发泄对国民党军的不满和失望，哄骗舰上有黄金，密谋将“黄安”舰开到解放区后“卖掉分钱”。
“黄安”舰起义时，原计划“北上”石岛，但王子良提议“南下”与国民党南撤线路一致，即使暴露了也好蒙骗过关。鞠庆珍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到天亮前能赶到的连云港靠岸，避免天亮后被飞机发现轰炸。这也部分佐证了事前没有商定起义接应点的“统战”故事，从而引来了“解放军炮打黄安舰”差点酿成舰毁人亡的险情。
其实“黄安”舰起义后确有生死之间的“统战”故事，至今还不为人知。那是起义后的十多天，军舰仍停在堆沟港。张大同因犯阑尾炎吃了几粒鸦片丁止痛药就犯困了。卫生员让他裹着棉大衣躺在后甲板，并顺手盖上了伪装军舰用的稻草。不知躺了多久，迷糊中听到甲板上有人在窃窃私语，竟是在密谋“怎么把船开走”？！他从稻草缝里认出是轮机部的吴照清、陈其宝、马树本和航海员杨育荣、报务员吴声明等五六人，断断续续地听到“船上没有黄金……把船开去台湾或日本肯定赏钱……”等内容。职务最高的轮机军士长莫松，还不时地在甲板上溜达，显然是在警戒放哨。吓得他没敢动弹和吱声。现在回想多亏那时没被发现，否则小命早就没了！
事后，机灵的张大同悄悄把“偷听”来的秘密报告给“黄安”舰政委赵凯。这位大学生政委听后脸色严峻却不动声色，一面嘱咐他对谁也别讲，一面暗地加强警戒。一周后，政委宣布接上级指示，起义人员要轮流去新浦参加学习培训。而第一批被选中的十几位学员中，就“恰巧”包括了那几个密谋“卖船”的官兵。原来这才是最成功的“统战”工作，“学习班”不费一枪一弹就化敌为友，把有意“反叛人员”改造成继续革命的同志。其中，吴照清日后还入了党，成为继鞠庆珍之后“黄安”舰起义官兵中的第二名党员。由此可见，起义时舰上没有“地下党”。
亟待打捞的海底记忆
1950年2月，“黄安”舰被命名为“沈阳”号，改装配备了两门苏制100毫米主炮和4门37毫米高射炮。作为大队长舰与“西安”、“长沙”和“济南”号组成第二大队，舰长苏军（后任北海舰队司令）兼任大队长，编入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图六）。在反击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海战中，“沈阳”舰配合鱼雷快艇击沉、击伤国民党“太平”号护卫舰等多艘舰船。
解放初期，“沈阳”舰一直活跃在保卫海域、保护渔民的海疆前线。那时日本的铁壳渔船经常来我东海越界捕鱼，还多次冲撞我渔船，打伤我渔民。对此，外交部部长陈毅指示：海军要保护我渔场、渔民。1953年5月，“沈阳”舰接到护渔任务，连夜隐蔽出海到嵊泗列岛渔场，驱逐日本偷捕渔船30多条，并将抓获的8条日本渔船扣押至复兴岛码头。几个月后为遣返日本渔民，才放回一条渔船。此举曾长我志气，扬我国威。
1955年1月18日，“沈阳”与“南昌”舰等组成护卫舰编队，参加了解放军陆、海、空首次联合作战的一江山岛战役，承担了炮击掩护和火力支援登陆任务。其中，为发挥“沈阳”号的舰炮威力，接任苏军的费庆令舰长不顾20链（1链=185.2米）的安全炮击距离，冒险指挥抵近12链对乐清礁阵地射击，最近时仅有8、9链。因近距离炮击，“沈阳”舰也是唯一被岸炮击中并牺牲一人的战舰（图七）。一江山战役共毙俘国民党守军1086人。
由于影像技术落后的原因，“黄安”舰的全貌至今少有记载。媒体和网络采用的图片也多为同型的海防舰。幸运的是，起义上士张云亭老人原来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1950年当“黄安”舰返回青岛船厂整修时，他拍摄的几张照片，竟为我们今天目睹“黄安”舰原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图像（图八）。
俄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作为“十月革命”的重要标志，1944年被纳入前苏联中央海军博物馆。“黄安”舰是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舰”，同样具有不可取代的海军诞生纪念意义。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反映人民海军发展史的重要舰只，包括毛主席和9位元帅先后登舰视察过的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旗舰”——“南昌”舰，多数在上世纪60年代后相继被当作靶舰炸沉，至今下落不明。这些被沉入海底的革命记忆，像“中山”舰一样值得打捞、修复和展示，并将成为中国海军博物馆（青岛）最具历史价值的“镇馆之宝”。因此，寻觅和复原这些最具时代印记的起义舰只，揭示其神来迷踪的历史真相，也是完善海军建军史、纪念海军建军节的一项重要调研任务。
2022年2月12日
本文作者：青岛市政协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原山东省政协委员、民革青岛市委秘书长王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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