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虽然逐步背离了贵族阶级，但并没有归附人民。他痛恨社会及自己周围的诸种罪恶，但看不到改造社会积极有效的方法；他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仅致力于道德的自我修养和行善；他开始接近人民，但没有超越贵族阶级的习惯和传统。
聂赫留朵夫这个形象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內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当然，聂赫留朵夫远没有“归附于革命的阶级”，但是他从贵族阶级中游离出来，愿意与本阶级决裂，这在俄国1905年革命前夕动荡的年代里无疑是个有本质意义的社会现象。它表明贵族阶级内部的分裂，沙皇专制制度已经动摇，革命风暴已经临近。女主人公玛丝洛娃是被侮辱被压迫的妇女的典型。少女时代的玛丝洛娃是个天真、纯洁、乐观憧憬美好生活的热情姑娘。“眼睛黑的象野李子一样，脸上快活的发光。”但是，严酷的阶级对立的现实粉碎了她的美好的幻想。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侮辱和遗弃是他悲剧命运的开端。凄风苦雨的黑夜，她等候聂赫留朵夫乘坐的列车。灯光耀眼的车厢、谈笑风生的聂赫留朵夫和黑色淋在雨里的玛丝洛娃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地位的低下，自己同他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她了解到剥削阶级社会“人人都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生活着”。被侮辱和被遗弃的痛苦，使她绝望，“她想卧轨自杀”。被地主婆赶出庄园后，她流离失所，屡遭凌辱。她走投无路，堕入青楼，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只能借抽烟饮酒来排解愁闷。妓院伤害了她的心灵，造成她精神的麻木。她的种种恶习，她的病态心理与本来是清白纯洁的玛丝洛娃是个鲜明的对比。被妓院淫荡的生活所摧残的玛丝洛娃，这时的形象也变了样；“她
头上扎着头巾，明明故意让一两绺头发从头巾里溜出来，披在额头。”面色苍白的“叫人联想到地窖里储藏着的番薯所发的芽”。她变得轻佻而又孱弱。托尔斯泰塑造普通人的悲剧的形象，目的在于揭露悲剧的社会根源，同时也在于揭示那为普通人所持有特有的不可摧毁的精神气质。因此，作家满怀同情地叙述了她的“堕落”之后，又精心地描绘了她的“复活”。在监狱中和难友们患难与共，使她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信念。目睹穷人受迫害，政治犯受虐待，法律的不公正，看守的野蛮……她开始把自身不幸的遭遇和底层劳苦群众的命运联接起来。于是，她的爱情荣辱观念也变得和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相同。她戒除烟酒，厌弃同男人的调情。她同情朋友们的遭际，帮助狱中同伴，为犯人求情。她的新生来自革命者的影响和底层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她同革命者接近，“他们对她的性格起了决定的、顶顶有益的影响”。革命者为解除人民的苦难而自己甘受痛苦甚至牺牲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她，“她自己既是平民中的一份子，就充分的同情他们”，她迅速地向新生的道路上迈进，她又回到人民中间来了。作者用外貌的变化成功的表现了她内心的世界的变化：“她晒黑了，消瘦了，显得苍老，她的鬓角唇边见了细纹。现在她的脑门子上没有发卷了，
她的头发用毛巾盖住了……她的衣服和态度、都没有一点儿卖弄风情的痕迹。”她变得比过去朴实了。但是这两个形象的塑造，特别是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塑造，也暴露了作者世界观软弱和落后的一面。聂赫留朵夫被写成具有“动物的人”与“精神的人
”两重性格，侮辱玛丝洛娃是“动物的人”战胜“精神的人”，这就冲淡了阶级矛盾。由于他的忏悔和赎罪，到处替玛丝洛娃奔走，使她又爱上了他，只是为了不拖累他，才拒绝与他结婚。在托尔斯泰笔下，爱创造了奇迹，阶级对立被“爱”取代了。小说结尾时，聂赫留朵夫不再是沙皇专制制度的抗议者和社会罪恶的见证人。他成了托尔斯泰的“新宗教”的传教士，堕落的贵族得到了人性的“复活”。这是作者强加在人物身上的，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表达的是作者改造社会的方案——“道德自我修养”，“勿以暴力抗恶”。但作品的客观意义否定了作者的主观意图。用高尔基的话说：“他，消极人生态度的宣传者，也不得不再《复活》中承认，而且几乎是证明了积极斗争的正确性。”
十分明显，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落后方面妨碍他在创作中的始终一贯地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以致违背生活的逻辑，使主要人物的典型意义受到了损害。此外，《复活》中还描写了革命者的形象。托尔斯泰对革命者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肯定革命者对沙皇制度的仇恨、社会平等的思想、自我献身精神和他们的优秀品质；否定革命者暴力革命的手段和革命行动，力图将革命者写成接近自己学说的理想人物，即托尔斯泰式人道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纳巴托夫，只幻想有足够的土地，反对暴力革命。民粹派西蒙松认为杀生是犯罪。唯一主张暴力革命并认识到民粹派历史悲剧的克里尔佐夫，被写成短命鬼。“工人革命家”康德拉节夫被丑化为冷漠、孤傲、轻视妇女、脱离实际的书呆子 ，他把妇女看成是“在各种重要的事业中的障碍”。玛莉亚的革命动机是出于为人行善的本能要求，“她的全部生活的兴趣放在寻找机会为别人服务上面”。朗切娃参加革命是出于对丈夫的爱，追求同丈夫灵魂的和谐，作品创造女革命家形象的目的是力图证明政治不是女人干的事情。总之，这些革命者多是被歪曲的形象。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托尔斯泰不可能理解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他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因而真正的革命工人是被排斥在他视野之外的。
《复活》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细微的心理描写是它的一大特点。特尔斯泰善于通过人物的心理状态，
表现人物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例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与玛丝洛娃的相遇，他的感情复杂，怜悯中感到羞愧，厌恶中，怕被揭发，逃避不能，承认不敢，又是烦躁，又是担心。自我矛盾的心理活动描写的细致具体。又如玛丝洛娃到火车站等待会晤聂赫留朵夫时的内心感受，想到他对自己的侮辱遗弃以及警官狱吏把她看成取乐的对象，想到这个社会人人都是为了自己。通过她内心的独白，展示了对整个社会的审视。小说还大量运用了多种形式的对比手法、有场面与场面的对比、有形象与形象之间的对比、有大自然与社会的对比、等等。例如，作者一方面描绘了玛丝洛娃正被押送去法庭提审、同时又写到聂赫留朵夫躺在弹簧床上想着是否要娶贵族小姐为妻；一个是有罪当陪审员，一个是无罪受审下狱；一队犯人在烈日下成串的走到街头，迎面走来的是官僚贵族柯尔查庚家的一辆华丽的马车；犯人家属“在探监日”的痛苦、哭泣、副省长太太“在家日”家庭集会的欢乐、谈笑；贵族妇女玛丽叶特在戏院包厢中勾引情夫，妓女沦落在寻找嫖客；高官犯法任总督，平民无罪遭冤遇……通过不同阶级不同命运，不同生活，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深刻地揭露了阶级的对立和矛盾，增强了作品的揭露与批判力量。辛辣的讽刺手法是这部作品的另一特点，小说中讽刺手法的运用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作者直接进行讽刺和揭露；有时通过被讽刺对象的话语来表达；有时通过一个人物讽刺另一个人物（如副检察官演说的任意胡扯 ，使得庭长侧身小声地对身旁的法官说；“你瞧，他好像是胡说八道起来啦。”法官回答说：“十足的傻瓜”）；有时运用带有特征的肖像进行讽刺（如性格残暴的柯尔查庚“镶着一口假牙”，“布满血丝的眼睛”，“肥胖的脖子”，“贪吃的嘴唇”），有时通过生动的细节进行讽刺（如商人陪审员总是响呼呼地打着气嗝，害病的法官用走路的步数来推算自己胃病新法治疗是否有效）：有时用针砭的比喻（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的见到玛丝洛娃，他“好像一只在房子里干坏事的哈巴狗”，作者把各种不同的教派比作“全跟瞎眼的叭儿狗似的爬来爬去”）。这些笔法鲜明地体现了作家的批判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