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曲艺的一个门类,相声是市民艺术的代表,尤其在1949年以前,相声的表演内容、演出特色打上了深深的市民文化的烙印,在表演内容、表演方式、语言技巧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为避枝蔓,咱们就以相声与曲艺、戏曲的关系为切入点,剖析、阐发相声“传统”的形成、断裂与接续。
作为源自社会底层的艺术形式,“相声”与同属民间曲艺的评书、莲花落、快板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相声形成的时期,在北京还有戏曲(如昆曲、皮黄、梆子等)、曲艺(如各种大鼓、时调、八角鼓、莲花落等)、杂技、民间歌舞(主要是在民间各种“花会”中)及某些体育项目(如摔跤、武术等),它们之间相互补充,构成群众的文艺消费市场。”这种不同艺术门类“相互补充”的格局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938年侯宝林拜师朱阔泉时,请了一桌客人。“按照说相声的规矩,得请说评书的、唱莲花落的、变戏法的、练把式的这四门的师傅,一门各来一位。为什么?因为这几门分不开,单口相声里有评书的因素,评书里面也有相声的因素。唱莲花落前面有‘说口’,就是上面提到的‘前脸’。我们也把莲花落里有用的部分改编成相声。练把式也有说的部分,北京有句土话:‘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那就是说‘说’的成分很大,因为光练的话,一趟拳、一趟刀,两分钟就练完了。变戏法的也是如此,前面必须有‘说’的部分。’”正是与这样一些民间艺术种类所建立的密切联系,丰富了相声的表现形式,也形成并且强化了相声表演以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情趣为中心的民间色彩。为了谋生,相声演员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功,成为他们在曲艺演出竞争中安身立命的资本。侯宝林先生将相声基本功归纳为十二项,分别是:第一、开场诗;第二、会说“门流儿”;第三、白沙撒字;第四、会唱太平歌词;第五、会说一个人的(就是单口相声);第六、会捧;第七、会逗;第八、会说三人相声。第九、会要钱;第十、双簧;第十一;口技;第十二,数来宝。“每一个相声演员都应该掌握这些基本技艺”。这些技艺反映了当时相声演员的地位和相声演出的基本面貌。随着演出条件和艺人地位的变化,一些基本技艺逐渐失去了意义,如“白沙撒字”“要钱”等,但其中“门流儿”“太平歌词”“数来宝”等仍显示了曲艺在相声演员艺术风格中的重要地位。
除了与曲艺的联系,相声与戏曲的关系更加密切。早在清末,相声即与京剧结缘。“相声和京剧结缘就始自‘穷不怕’朱绍文、云里飞这一代,不超过140年历史,是他们最早把京剧融汇到相声里,丰富了相声的表演内容,使之更符合人民群众,尤其是‘下里巴人’的口味。”《空城计》《黄鹤楼》《汾河湾》《关公战秦琼》《改行》等传统相声中均有对戏曲和曲艺的生动模仿。这来自于旧时相声艺人的成长经历和生存环境。如侯宝林一生中反复表演的《戏剧杂谈》,“这段相声也成了侯大师的一个经典,甚至是经典中的经典。他能把这个相声说好,得益于他的戏曲功夫和在天桥的熏陶”。此言不虚。侯宝林的艺术造诣,是在社会底层的摸爬滚打中逐步练就的。侯宝林回忆,在说相声之前,他曾在鼓楼市场戏班谋生:
在鼓楼市场这地方,我唱了一年多。这一年多,我跟人家搭班唱戏,比我在老师家学的戏要多得多。我学了几十出戏,所有我们那场子唱的戏,几乎没有我不会唱的,而且生、旦、净、末、丑都会。唱《辕门斩子》,我一个人唱两个角色,一会儿在这边,是杨六郎;一会儿跑到那边,就唱老旦。比方说《牧虎关》这出折子戏,我从高来、杨八姐、鞑婆、老旦、小生,一直唱到高旺,没有一个我不会的。
在鼓楼市场之后,侯宝林又曾在西单商场、天桥辗转演出,一边唱戏,一边说相声,直到21岁时正式拜朱阔泉为师,学说相声。搭班唱戏的经历,奠定了侯宝林在艺术方面的深厚基础,对其相声基本风格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是当时包括相声演员在内的江湖艺人的普遍经历,反映了相声最初的演出环境,和相声艺人的生存环境,对相声基本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源头性的影响。相声演员学唱戏曲、曲艺,最初更接近于生存的无奈,在相声不景气的时候赖以谋生;后来则演变为一种艺术的自觉,使之成为丰富相声表现形式、招徕观众、提升竞争力的手段。
由于复杂的演出环境,除了在相声中加入有很大比重的“戏曲”“曲艺”段落,反串戏在相声(以及其他曲艺形式)演员的演出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相声演员在反串戏中往往戏路很宽,能够胜任多个行当。如侯宝林曾说:“曲艺演反串,这已有比较久的传统,曲艺演员全台人几乎有一半能演京戏,一般演个《打面缸》啦,《探亲》啦,《打城隍》和《鸿鸾禧》啦,这些带点儿逗乐的小戏。我们演反串戏,路子就比较宽,什么都演,这是天津的做法。像《捉放宿店》这样的戏,一共三个角色,这三个角色我都能唱。我唱过吕伯奢,唱过陈宫,也唱过曹操,反正短那个角色,我就唱哪个。《法门寺大审》我一般都能唱,我唱过赵廉,唱过贾桂。我们唱这戏不是瞎起哄,不是为了专门找噱头,而是郑重其事地唱的。《四郎探母》呢?我是前面去太后,中间赶杨宗保,《回令》时再改回来,还是太后。这样唱,又是青衣,又是小生。那阵儿我嗓子比较好,我演过《御碑亭》里的柳春生。《马前泼水》里我演过崔氏。《翠屏山》,我演过潘老丈。《落马湖》,我演过樵夫、酒保。《鸿鸾禧》带棒打,我演过金松。《审头刺汤》,我演过汤勤。《乌龙院》,我演过张文远。《送亲演礼》,我演婆子。演小丑,这算是比较本行的。”此外,侯宝林还在《起解》中饰解子,接着在《玉堂春》中扮王金龙;在《六月雪》带《洛阳桥》里前边演禁婆,后边演夏德海。除了全台反串,有时也会与戏曲演员同台演出。如在天津演《甘露寺》的时候,侯宝林等人请了梆子演员葛文娟、王汉森等参与,“王汉森演刘备,葛文娟演孙尚香,何凤楼演赵云。为了新鲜,找噱头,王汉森前半出唱京戏,后半出唱梆子。等到我这周瑜上场的时候,我又唱回来,还是唱京戏,可是丁奉、徐盛唱梆子,这样唱法叫‘两下锅’。”尽管反串演戏多是曲艺进入低潮时的无奈之举,但这些剧目和角色,充分显示了以侯宝林为代表的相声艺人丰厚的艺术积淀,也对其相声作品的内容和演出形式、演出风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在曲艺出现低潮的时候,侯宝林甚至演过话剧,包括由陈泉翻译的法国独幕剧《欺骗》(演出时改名为《结婚前奏曲》),以及《情天血泪》《梁上君子》等。侯宝林强调:“话剧的语言艺术,也帮助我说好相声”。话剧虽不属于曲艺,但同样影响了侯宝林相声的语言艺术。
即使是反串演戏,或者在相声中加入学唱戏曲、曲艺的元素,侯宝林也强调“对中求好”,符合戏曲舞台的基本要求,实现“精益求精”。如著名的《空城计》并非侯宝林的原创,但经过侯宝林的改动更加合理:
以前别人说《空城计》,是说“城楼”这一场。四个龙套出场,前两人走到台中间站一下,一人往左边,一人往右边,后两人上场也是如此,这不对。我把它改在司马懿过场这一场,就是现在的样子。从前的说法不合理。“城楼”这一场,台上大边儿(左边)是诸葛亮、琴童和城楼;司马懿带兵上来,唱:“大队人马奔西城”,他应该站小边儿(右边),四个龙套站一字儿,没有一边两个的站法。原来相声不合理就在这地方,我把这一场改成过场,就合理了。
由此可以看出,侯宝林并不是以“歪”“怪”吸引观众,而是通过对艺术的严肃打磨强化舞台效果。丰富的曲艺、戏曲甚至话剧舞台的演出经历,使侯宝林对舞台表演有更为深刻、准确的理解。侯宝林在相声中加入的“戏曲”部分,并不靠歪唱“找噱头”,而是靠严肃端庄的唱征服观众,甚至得到了周信芳、梅兰芳等名角的认可。当然,也有一些艺人选择了与侯宝林不同的处理方式:“常宝堃反串的一些戏,虽然都是临时学来的,但演得滑稽。我看过他的两个戏,一个是《法门寺》,他演宋巧姣,他没有青衣嗓子,是正扮,可是他加上一些与唱词毫无关系的动作手势,也能搞出噱头来,逗人笑;一个是《连环套》,他演窦尔敦,你看了不能不说他有功夫,其实是现学来的。”可见常宝堃等人在反串演出中往往求新、求异,实现“逗观众笑”的目的。虽然与侯宝林的严肃化处理不同,但可见反串演戏是当时相声艺人的普遍选择。
本文节选自《相声艺术传承的阶段性特征》(《文化遗产》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