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下的群体心理研究

——从人与动物的关系看疾病的隐喻

小邓

前言：

苏珊·桑塔格曾说，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做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一个政治事件，此外，还是一个经济事件。[1]

在这个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全球几何趋势蔓延的今天，一种苏珊·桑塔格意义上的“事件”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闯入我们的视野，各类新型媒体的狂欢都在相互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后真相性质以及现实与文本互相模仿的魔幻游戏。对每一个被病毒占领的城市和乡镇来说，一种普遍的病理学心理状态也笼罩在城市的上空和每个人的心里。诚然，各类“流感”难以治愈，但这种急性流行病对人心理带来的创伤影响更加不可估量，笔者在此指出的是一种基于全人类文化社会的病态情况，一种在不可名状的灾难面前暴露出的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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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名词的阵营

道德名词的阵营拉开帷幕，两极分化极为严重。一边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惺惺相惜之感。这类阵营首先可以解读为某种政治事件，大灾大难前，国家为了安邦定国所作出的一系列媒体传播应对政策，一方面为了安抚人心，给民众以信心和希望，一方面也为国家抗疫工作的有序进行，疫情大考淬炼了“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卓越的决策力和强大的号召力，这种力量使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勇敢逆行，站得出来，也冲得上去，自不必说医护人员、警察公安在这次行动中的无私奉献，许多籍籍无名的志愿者也让人倍感温暖。

其次它也可以解读为某种道德事件，例如中国日报在4月2日发表的图文微博“日本女孩街头献唱感谢中国”，社会各界人士慷慨解囊捐出的抗疫物资，各省为湖北省市民运送蔬菜等事例，都不难看出小到每个人、大到每个省、乃至国际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与情义，这种互相搀扶、共渡时艰的使每个人的力量都汇聚在一处，形成一种正面的道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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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边，这种道德事件经历媒体和传播的激变以及人心各异的猜测后，同样也衍生出另一种“左倾”的状况并出现在后一阵营，新型冠状肺炎作为一个夺人眼球的媒体事件，会令所有新闻媒体机构趋之若鹜，无论是出于关注事态的初衷，还是自媒体谋求发展的想法，这场人类之疫在不同媒体的解读中都会衍生出千万个形态，铺天盖地的报道涌向观者的视野，激起一种对未知的恐慌。早在原始时期，那个巫术横行的时代就证明了未知感是如何操控人类的思想的，现代人亦不例外，于是乎各种信仰邪教、谩骂声讨都为新冠肺炎披上了更加神秘的面纱，一时之间，每个人的情绪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相应刺激，这些不理智的行为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愈演愈烈，令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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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后引发的媒体“狂欢”，这场瘟疫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指向了食用野味这个问题，声讨之声不绝于耳，舆论猜测犹如洪水泄闸一般，这种不理智的群体性情绪究其原因，还要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寻求答案，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暴动中所展现出的群体道德观、想象力都为这次瘟疫事件作出了许多回答。在本书中，作者运用了几个板块来描写群体的心理特征，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容易受到暗示和轻信，群体情绪的夸张性和单纯性，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在现代媒体的大力发酵下，这种群体性心理裂变更以几何数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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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体中任何一种感情和行动，只要这种感情与行动不合常理，都会很容易传染开来，其程度之强足以让另一个人随时准备为另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做出牺牲。”[2]各大社交平台上不堪入耳的唇舌骂战屡见不鲜，这种群体与群体间的灰色地带成为了人们相互攻击和看客冷眼旁观的绝佳地带。在群体中，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即法律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当人们看到这则“事件”背后的多面性和差异性时，又会恍然发觉这种断然式的情感倾诉是滑稽可笑的。

这场瘟疫让所有人精神紧张，但其实风险每时每刻都无处不在，一旦群体性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被某些未知的风险吓到要锁死来自武汉的邻居，打着道德的旗号欺压群体中的弱势；吓到要举报攻击陌生的求助者，苛责海外华侨；吓到要以谣言的名义让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不敢说话，垄断话语权。人类就失去了获取文明科技的意义，这些前端数据甚至不如非洲刚果部落中的一枚巫术人偶“命可司”来得实在。

（2）疫情之下的人类与动物

人与动物的复杂关系自古有之，弃养的事也并非什么新鲜见闻。虐待动物、猎杀动物的新闻一直不绝于耳，用胶水封死流浪猫狗的眼睛，在其常常出没的地方投喂鼠药。另一种则出于贪婪，金钱的诱惑使许多动物身首异处，濒临灭绝。人类畏惧未知的危险，但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当的，再者，如果单论人类对瘟疫产生恐惧，那么也不足以解释这些平时的举动与剥削。换言之，在反思人类与动物关系这一点上，还要绕过瘟疫的遮羞面纱，直面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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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瘟疫妖魔化的行为比比皆是，下面笔者将直面疫情下的宠物现状，就疫情期间的各类宠物事件做出简要分析。首先是宠物护理产业正在艰难度过寒冬，2020年3月11日，澎湃新闻披露了一则动物保护中心的现状，位于成都市温江区踏水镇的四川省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在疫情期间接受了20多只被弃养的宠物犬，大量的救助工作，使保护中心一度面临“断粮”的问题，许多饲养人恐惧疫情，担心宠物携带疫情，传播疫情，于是将宠物弃养，造成各大动物保护中心动物拥挤的紧张局面。第二是动物与人之间的矛盾正在急剧上升，2020年1月25日前后，微博爆出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病毒矛头直指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但此时事态尚未明晰，也未有专家确认病毒的最终传染源来自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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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之间，社交平台上对食用野味的行为群起而攻之，笔者并非赞同食用野味这一举动，野生动物身上当然携带有大量病菌，但此次事件尚未水落石出，不可混为一谈。在各大自媒体的炒作下，群体对动物的厌憎情绪高涨，2020年2月14日前后，温州永嘉镇某村以防疫之名屠狗；湖南株洲宠物店狗狗被弃养，忠犬仍死守门口不愿离去，现急寻领养。诚然，也有保护动物的反面事例，岳阳日报发布公众号，禁止在疫情期间虐待、遗弃所养犬只；从1月23日武汉封城至2月12日，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共受到4200多个上门喂养伴侣动物的求助，外卖员帮忙遛狗，开锁匠帮忙喂猫的新闻也登上热搜。这是道德事件的两级博弈，在人类瘟疫面前，两股力量都比往常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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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权力翻转看疾病的隐喻

病毒这种最原始的有机体，人类永远只能在它变异并侵蚀人体后作出应对政策，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下次的病毒大流行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但群体应当学会吸取经验和教训，如果永远活在原始社会，依靠着迷信和武断来抗击病毒，是无法探索出治愈流感、甚至治愈人心之痛的未来路线图的。“我会死吗？”这样的困扰已经困扰了地球上的人们许许多多年，人们应当从中学会一些理智的经验。有许许多多的文献、小说为大众分享了这些流感来临的时刻，其中当然不乏痛苦的经历，但写作的意义是为了未来，为了拯救这个被流感改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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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长篇小说《鼠疫》中生动地描述了这场鼠疫“大屠杀”来临时千姿百态的人性，其中包括狂妄无知、掩饰诿过的政客；自私自利、被恐慌支配的小市民等等。鼠疫的描写反应出了世界与人类荒诞的生存，无论是埃博拉病毒、鼠疫、马尔堡病毒、非典还是sars，尽管都与动物有着或间接或直接的关系，但大部分都是人主动食用野生动物造成的，退一步来讲，人与动物共同生存于地球之上，二者平等，即使人类没有主动食用，也不应当荒诞的在这场与瘟疫的搏斗中将对方列为牺牲品。这些灾难表面上是人与动物的博弈，实际上可以看作专制与战争的象征，在荒诞不经的世界中，人充当了审判者的形象，在瘟疫前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对付动物却显得如此专横而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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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助长这种行为的需要提名各大公众号和自媒体，其中不乏不负责任的武断报道，社区和物管也是政客的微型缩影，高举为了全人类的大旗，私自闯入业主家中，猎杀宠物。在头脑发热、抱团取暖的群体面前，摆科学原理、讲“暂未有数据表示可以动物传人”这一言论是不起丝毫作用的，这背后是话语权的问题，也是体制的问题。2020年4月6日，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一只4岁的老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它出现了干咳症状，出现相同状况的还有3只老虎和3只非洲狮。园方负责人回应表示，一名工作人员将新冠病毒传染给这些动物。那么为什么动物就没有“制裁”这个将携带病毒并传染给自己的生物体的权力呢？

在现代人固有的观念体系中，人与动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等级秩序，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只要哪里有屠宰场，哪里就有战争。”[3]这是一场充满硝烟的秩序之战，美国加州的艺术家barbara daniels移居柏林后开始产生人与动物关系的一系列思考，因为柏林是座素食城市，她的画展现出许多锋利的视角，刺破了人类与动物之间荒诞的相处之道，将“刽子手”的角色交还给动物，权力翻转后，观者被赋予全新的视角，打破了许多天经地义的规则，这种强烈的视觉化表现当然是希望人类站在动物的角度来反思生命的意义。这种权力翻转的视角和艺术表现在许多艺术家笔下都有所表现，导演hans stjernsward在2018年曾导演了一部名为《人肉农场》（the farm）的电影，全片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妇在路边的小餐馆吃饭后，被绑架起来像动物一样对待的故事，男人被宰割吃肉，女人被迫生育后宰割，最终主角也没有逃出生天。影片中扮演屠宰者的一方都戴着各式各样的动物头套，其中的隐含意义非常明显，即是控诉人类与动物间不平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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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引人注目，人与动物的关系究竟是如何从一种简单的身体上的症状，继而转化成了无数网友对动物、亲朋邻居、国家之间的一种道德批判，进而转化成了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苏珊·桑塔格曾著有两篇文章《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第一篇发表于1978年，那时她癌症初愈。行文中也讨论到瘟疫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影响，在书中，疾病被魔幻性的带上了额外的文化意义，患者不仅要接受身体折磨，还要接受心理上的再度困扰和伤害，这种“忌讳”疾病的态度逐渐演变成为讳疾忌医、谎报病情、拒谈死亡等等，在疾病尚未对人的肉身宣判死刑的时候，道德目光和压迫便已经将这个人打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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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眼光不断在流行病学、经济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哲学中穿插游戏，愈演愈烈，这也就不难解释人类为什么对可能携带病毒的动物如此残忍，在历史的流行病字典里，一旦某些灾害带来的伤害是灾难性的，例如鼠疫，那么目光的投射之处就不再是疾病本身了，而是对带病者、传染源的畸形注视，而动物很不幸的，就生存在这样一种荒诞而刻薄的目光夹缝中。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都成倍地复刻到动物有罪论的身上。

（4）结语

反观这次横行全球的集体瘟疫，我们便不难发现，其实人类与动物的矛盾已经延伸了很长时间，而每一次的爆发都需要一个导火索，人类占领着权力关系中的话语权主导地位，于是选择了轻视其他的动物，但正因为人类具有思维能力，才更应对生命负责。瘟疫能够打得人阵脚大乱、溃不成军，但每一次的瘟疫也都是败在人类的勇气、进取、无私、甚至是对万物苍生的悲悯上。人与人、城市与城市、乃至国际社会之间尚且能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们就更应当思考我们的肉身与动物、与寄居其中的生物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人类的肉身一旦独立于其他存在，那么人类将不复存在。病毒和寄生虫使我们饱受困扰，但它也使我们的肉身得以“存在”,人类应当思考如何与这些杀手共生，而不是在流行病面前企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坚不摧的超级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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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既是科学带来的好处，也是一种文明之殇，这种文明病被话语权裹挟前行，以至于我们无法胸怀坦荡地对这个世界的真正、无处不在的主人——寄生虫（或动物）对他们自信地说一句“你好”。从文化事件的角度来看，一系列的卫生革命、清洁运动、宣传口号也可以演变成为一系列文化事件，一种生物恐怖主义悄然登场，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病毒的星球中，侧身便是万物，人类应当重新理解病毒、微生物、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认清人类在万物中的未知，杜绝将无处不在的威胁全部当作敌人。最后，人类当然要选择与病毒共赴未来，这既是努力的方向，也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参考文献：

【1】唐纳德·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 hopkins, et al. 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m]. 2006.

【2】古斯塔夫·勒庞, 勒庞, 冯克利.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2007.

【3】孙雯波, 胡凯. 疾病的隐喻与疾病道德化[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39(6).

【4】赵秀红. a sense of tragedy of albert camus' pestis%加缪《鼠疫》中的悲剧意识[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5(3):90-93.

【5】山月.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出版[j]. 中华医史杂志,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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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2] 出自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3] 列夫·托尔斯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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